The writer’s job is the job of a clown ----the clown who also talks about sorrow.
作家的工作是小丑的工作----小丑也談論悲傷。
這句名言出日本存在主義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趣的是當初他在家接到了瑞典文學院的電話，卻因為聽不懂對方英語而不以為意，直到外電傳來，家門口擠滿了大批媒體才知道自己竟然得獎了。
「我通過以小說的形式，表現我經由這些苦難而倖存下來。」大江健三郎是繼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位日本作家，但兩二人所呈現的日本形象卻截然不同。川端康成筆下是傳統文人與禪宗哲理的美麗日本，而大江健三郎描寫的則是戰後日本的自我矛盾、掙扎與曖昧不明。「我的觀察是，經過開國一百二十年的近代化，今天的日本正分裂成兩個對立的模糊的極端。----日本的模糊定位將其推向了亞洲侵略者的位置。」大江如此真切的反省，即便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也備受日本國人爭議。
「我結婚後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弱智。」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大江光出生時就是後腦部長個肉瘤的重度殘障。面對發育畸形的兒子，起初他並無法接受，直到1962年他訪問廣島，遇到了「廣島原爆醫院」的院長重藤文夫。這位院長在廣島原爆時受了傷，卻不顧傷勢指揮醫師及護士照顧傷者。經由重藤文夫的鼓勵，大江健三郎決定面對現實，好好扶養照顧兒子，對這段經驗他曾表示:「我們從彼此陷入的憂鬱的洞穴，以自己的手緊緊抓住確實可以往恢復攀爬的線索。」多年後大江光在其父與母親耐心的教養下，成為一位作曲家。
「毀滅也能帶來快樂，不是嗎？耶穌基督的第二次降臨難道不是應該只有在大量徹底的破壞之後才會發生嗎？但同樣人類歷史充滿了悲劇，人類帶著千禧年的喜悅不遺餘力地進行破壞，結果卻發現後來並沒有救世主出現。」大江健三郎一生反戰，近日離世的他，所留下的話語更讓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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